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鐘雨欣 北京報道

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(chuàng)新。4月26日，最高檢舉行“綜合履行檢察職能 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”新聞發(fā)布會，通報2022年度全國知識產權檢察工作情況，發(fā)布《人民檢察院辦理知識產權案件工作指引》，發(fā)布檢察機關知識產權保護典型案例，并回答記者提問。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所有省級檢察院均成立了知識產權檢察部門

“知識產權案件前沿性、交叉性、專業(yè)性問題多，對辦案的專業(yè)化水平要求高?！?/strong>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宮鳴介紹2022年度全國知識產權檢察工作情況時表示。

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現場獲悉，2020年11月以來，最高檢設立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，統(tǒng)籌“四大檢察”職能，專門從事知識產權檢察工作，同時在全國推進知識產權檢察綜合履職。兩年多時間，各級檢察機關不斷強化專業(yè)化辦案組織建設，整合知識產權檢察職能，配備專業(yè)人才，形成聚合效應，強化綜合保護。

在加強機構建設方面，宮鳴介紹，截至目前，全國所有省級檢察院都成立了知識產權檢察部門。在部分辦案數量較多的地方，如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以及珠海、南京、寧波、長沙、武漢等地市檢察院，以及上海浦東新區(qū)、南通通州灣示范區(qū)、福州鼓樓區(qū)、武漢江岸區(qū)等基層檢察院，也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檢察部門，不斷提升專業(yè)化履職水平。

在夯實基層基礎方面，最高檢組建了全國知識產權檢察人才庫，首批90名成員入選。宮鳴表示，“我們注重發(fā)現和培養(yǎng)民事、行政和公益訴訟辦案骨干，打造復合型人才團隊。天津、浙江、湖北等地也建立本地人才庫，發(fā)揮業(yè)務骨干的示范引領作用。最高檢建立基層聯系點制度，設立首批34個基層聯系點，了解基層工作實際情況，及時加強指導。”

在提升檢察工作規(guī)范化科學化程度方面，宮鳴表示，“我們及時總結知識產權檢察綜合履職工作經驗，提煉辦案規(guī)則。今天發(fā)布的《人民檢察院辦理知識產權案件工作指引》，就是推動綜合履職的一份重要的規(guī)范性文件。”同時，最高檢還正在編寫一批知識產權檢察保護指導性案例，加強辦案指導。加大培訓力度，最高檢會同國家知識產權局等部門，首次聯合舉辦同堂培訓。各地檢察機關也積極組織開展業(yè)務培訓。

共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7300余件1.5萬余人

檢察機關如何高質效辦理案件，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？

一是依法懲治侵犯知識產權犯罪，形成有力震懾。2022年1月至今年3月，全國檢察機關共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7300余件1.5萬余人，依法平等保護境內外權利人的合法權利。加強與公安機關協作配合，對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及時提出偵查建議，用好自行補充偵查職能，完善證據鏈條，提升案件質量。針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牟利性特征，在提出量刑建議時，依法加大罰金刑適用力度，及時追繳違法所得，不讓犯罪分子從犯罪活動中獲利，通過剝奪非法經濟利益有力遏制犯罪。

二是強化刑事訴訟法律監(jiān)督職能，維護司法公正。加強對行政機關應當移送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線索而不移送、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等情形的法律監(jiān)督。2022年1月至今年3月，共建議行政機關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犯罪嫌疑人550余人；監(jiān)督公安機關立案520余件，監(jiān)督撤案410余件；糾正公安機關遺漏提請逮捕犯罪嫌疑人150余人，糾正遺漏移送審查起訴同案犯980余人。對于不構成犯罪、不追究刑事責任但涉嫌行政違法的案件線索，及時移送行政機關處理，推進行刑雙向銜接，避免處罰漏洞。

三是做實民事行政訴訟監(jiān)督，保障法律統(tǒng)一正確實施。加強對知識產權民事行政生效裁判以及審判活動、執(zhí)行活動監(jiān)督。2022年1月至今年3月，共辦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訴訟監(jiān)督案件1100余件，案件數量持續(xù)增加，對確有錯誤的案件提出抗訴或者再審檢察建議。例如，最高檢抗訴的“蒙娜麗莎”商標行政糾紛案、北京市檢察院抗訴的“頤生唐安”商標無效行政糾紛案等案件，法院均采納抗訴意見，再審予以改判，促進了商標授權確權領域有關類似商品、近似商標等問題法律適用標準的統(tǒng)一。

四是建立健全綜合履職方式機制，強化綜合保護。各地檢察機關在辦理知識產權案件中，開展“一案四查”，同步審查是否涉刑事犯罪、民事侵權、行政違法和公益訴訟線索，推動一體履職。積極開展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減少權利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訴累，降低維權成本，提升司法效率。在開展懲治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專項工作中，重點關注虛假訴訟問題，加強犯罪線索移送，實現民事監(jiān)督與刑事追究相結合。如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(qū)檢察院運用大數據模型篩查發(fā)現監(jiān)督線索，一并監(jiān)督糾正了62件花型著作權虛假訴訟案，以詐騙罪起訴4人。

突出對信息技術、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業(yè)態(tài)新領域知識產權保護

在介紹檢察工作重點時，宮鳴提到，檢察機關聚焦服務科技自立自強，突出對信息技術、人工智能、生物醫(yī)藥等新技術、新業(yè)態(tài)、新領域知識產權保護，依法打擊侵犯企業(yè)關鍵核心技術知識產權犯罪，強化商業(yè)秘密保護，激發(fā)企業(yè)創(chuàng)新活力。

2021年以來，檢察機關共起訴侵犯商業(yè)秘密犯罪240余人。加強訴訟環(huán)節(jié)商業(yè)秘密保護，根據案件辦理需要或者權利人申請，采取必要措施，防止訴訟中“二次泄密”。

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，在本次發(fā)布的10起檢察機關知識產權保護典型案例中，有3起為侵犯商業(yè)秘密案，分別是案例一“中某科技有限公司、陸某昌等三人侵犯商業(yè)秘密案”、案例二“紀某民等四人侵犯商業(yè)秘密案”和案例三“湖北雙某鼓風機股份有限公司、茹某鵬等三人侵犯商業(yè)秘密案”，均為刑事案件。在辦理這些案件中，天津、福建、江蘇等地檢察機關針對以不正當手段獲取商業(yè)秘密的情形，參考權利公司取得商業(yè)秘密的授權許可費用、專業(yè)機構評估價值等，準確認定犯罪造成的損失數額。

當前，網絡空間成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多發(fā)地。宮鳴表示，網絡空間的虛擬性與知識產權的無形性等特征相互交織，網絡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也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特點。

一是涉及領域廣手段更新快辦案難度增大。伴隨技術進步，新類型知識產權成果不斷涌現。網絡知識產權犯罪侵權對象逐步從傳統(tǒng)實物領域向數字閱讀、計算機軟件、音視頻等網絡領域拓展，作案手段不斷更新。例如，微信小程序是一種不需要下載安裝即可使用的應用，非常便利。有的案件中，被告人并未竊取權利人的計算機軟件源代碼，而是利用技術手段直接提取小程序代碼，添加廣告后發(fā)布獲利，作案方式新穎。又比如，有的被告人利用計算機程序工具破解方式，非法獲取權利人網站電子圖書，復制到自己經營的網站供人閱讀。相關案件中，對于作品屬性認定、實質性相似鑒定、犯罪數額計算等，是辦案中應注意的難點。

二是新型網絡銷假違法犯罪方式迭代更新。隨著電子商務的蓬勃發(fā)展，極大地方便了人民群眾日常生活，有的犯罪分子借機銷假斂財。例如，“直播帶貨”作為新型電商營銷模式，是新零售領域的重要賽道，通過流量“變現”帶來巨大經濟效益，帶動網絡經濟的蓬勃發(fā)展。與此同時，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直播帶貨“即時性”“受眾廣”的特點，大肆銷售假冒商品，不僅損害權利人的合法權利，侵害廣大消費者利益，也給直播電商行業(yè)正常秩序帶來沖擊。這類案件中，“直播引流”“網絡刷單”“真假混賣”成為新型作案方式，對于共同犯罪認定、主觀故意判斷、犯罪數額計算和證據審查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三是網絡侵犯音視頻著作權案件類型多樣。數字網絡技術使得大量音視頻進入互聯網，作品傳播更加便捷迅速。從近年來檢察辦案情況看，有的被告人使用云服務器、網盤、移動端聚合APP、社交軟件等渠道傳播侵權作品，有的通過視頻解析、深度鏈接方式實施侵權行為，有的非法復制他人游戲軟件搭建運營“私服”，有的將音樂作品寫入U盤通過網絡銷售，涉及的被侵權作品包括熱門檔期電影電視劇以及網絡游戲、音樂、培訓課程等多種類型。

四是涉計算機軟件類案件認定復雜，對辦案能力要求高。例如，有的被告人并未直接竊取軟件源代碼，而是通過從權利人銷售的芯片中提取二進制代碼，用以制造銷售侵權芯片，此時需要創(chuàng)新認定軟件實質性相似的方式。又如，權利人對計算機軟件可能既享有著作權，又作為商業(yè)秘密加以保護。對于被告人未經授權、超越授權使用計算機信息系統(tǒng)，獲取并利用軟件源代碼的行為，是認定侵犯著作權罪、侵犯商業(yè)秘密罪還是計算機類犯罪，一罪還是數罪，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。此外，在鑒定實質性相似時，需要剔除軟件中的開源代碼以及植入廣告等無關程序代碼，確保鑒定意見的準確性。

此外，檢察機關還聚焦服務保障發(fā)展大局，突出對冬奧會、亞運會、大運會、種業(yè)安全、地理標志產品的知識產權保護；聚焦服務文化強國建設，依法懲治侵犯計算機軟件、圖書、視聽作品等類型著作權犯罪，保護創(chuàng)作者權利，兼顧傳播者和社會公共利益；聚焦推動訴源治理，通過依法能動履職，更深融入社會治理，推動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。